从1949年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自哪里？世界充满好奇，时代不断追问。
人民网重磅推出“70年70问”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寻找历史性成就蕴含的“中国基因”，破解历史性变革背后的“中国密码”。
2013年，消费者在某商场黄金饰品柜台前购物。 来源：IC photo
前不久，刘伟琴将几年前在国际金价下跌时“抄底”购入的黄金卖了，她略带羞涩地说：“赚了不少钱。”这位浙江女性的举动，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媒体口中的“中国大妈”的投资行为。2019年6月第一周，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格再创新高。纽约市场金价也创下2018年4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2013年国际金价急剧下滑时，“中国大妈”因抢购黄金而一战成名。海外媒体不仅创造了“dama”（大妈）热词，由此引申出的“大妈经济”也受到国际关注。
“中国大妈”这个群体，年龄不一、性格各异，由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女性组成。她们手握家庭财富支配权，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不仅活跃在中国城镇的广场舞舞台上，还活跃在国际消费、投资市场上。很多人好奇“中国大妈”的神奇和力量来自何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发展，中国家庭逐步实现财富积累，并开始涉足消费和投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妈经济”揭示的“银发人群”消费、投资行为，既是中国个人投资者和家庭消费行为的缩影，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生动写照。
“中国大妈”的“黄金”投资时代
浙江人刘伟琴还记得2013年的“黄金抄底战”。刘伟琴并没有系统学习过金融知识，当年“炒黄金”时，她凭借的是自己10多年的投资经验或者说是投资“直觉”。
2000年，刘伟琴和丈夫从浙江湖州一家水泥厂辞职，下海经营水产育苗生意。5年后，湖州市老乡徐敏利看准乡村旅游的潜力，经营起度假村。得益于国家经济腾飞的大环境，加之个人的勤奋，她们的生意越做越顺，生活也富裕起来。
掌管家庭财富大权的刘伟琴和徐敏利意识到，不能让辛苦积攒下来的钱“闲着”，她们通过身边的姐妹开始接触到投资理财。按照媒体的说法，刘伟琴、徐敏利和她们的“姐妹团”属于较早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妈”。她们先从当地的投资机构开始，逐步涉足基金、黄金、奢侈品等多个领域。随着投资经验日渐丰富，她们开始炒比特币，进行海外置业，步伐越走越大，风险也逐渐提高。
2013年，“中国大妈”大量“抄底”购买黄金。胡剑欢摄（新华社发）
2013年的那轮黄金抢购并没有让“中国大妈”获得如期的收益。黄金价格在之后的几年里始终处于低位，不少“中国大妈”被套牢。刘伟琴坦言，自己在那几年也遭遇过不少惨痛的投资经历。因此，现在的投资风格越来越趋向稳健，投资的能力和技术也有了进步，最重要的是，“心态变得稳定了”。
其实，“中国大妈”现象并非孤例。据相关报道，日本在经济高峰阶段也出现过一个相似群体——“渡边太太”，即投资境外高收益品种或进行外汇投资的日本家庭主妇。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大妈”的人群规模更大、购买力更加惊人。
建信基金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中国大妈”现象之所以引发世界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代表的中国国民的惊人购买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国民财富快速积累，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迭代升级，理财需求也随之提升。“闲资时代”催生“大妈经济”，她们渴望利用投资来实现财富的增值。
“大妈经济”是国民购买力的符号
“中国大妈”这个称呼，是中国女性在家庭内务中具有话语权的生动表现。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女性牢牢掌控着‘钱袋子’，是家庭内部事务的决策者和实施者。”中央财经大学新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志军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家庭的消费与投资内容较为单薄，但即使是在料理一日三餐、准备节庆食品等有限的消费活动中，女性的决策能量也甚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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