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产业链的转移迹象,中国该怎么办?”
“在疫情面前,西方人真的认为自由更重要吗?”
“围绕香港和台湾,美国还会如何议程设置?我们又该怎么回应?”
......
5月29日,央视新闻新媒体访谈栏目《相对论》播出第三期,央视新闻记者庄胜春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没有一个可以放弃”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不设GDP增速具体目标,您怎么看?
郑永年: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意义并不大。今年很多国家的目标都已经不是GDP增长,而是怎么救社会。通过救社会,再救经济,这样的思路是实事求是的。
记者:要提振经济,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的产业已经非常齐全,我觉得要做的就是提升附加值,提升技术含量。另外就是开放,不能封闭起来。
我最近提出了一个观点——“明朝陷阱”。明朝意识形态保守封闭,让中国错失了一个海洋时代,现在绝对不能走回明朝的老路。不要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关起门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只要中国是开放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可以放弃中国市场。
重回“有限全球化”
记者:面对产业链的转移迹象,中国该怎么办?
郑永年:美国、欧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医疗卫生体系也很先进,但是这次为什么那么惨?因为他们放弃了很多产业链。比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他们不是不能生产,而是不生产了。疫情暴发以后,德国把口罩生产线迁了回去,很多国家都在这么做。
疫情以后我们面临的全球化,可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有限全球化”。短期内中国会受比较大的冲击,但是长远来看是很好的机会。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说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美国制造......意味着整个产品都是这些国家制造的。80年代以后,“中国制造”的提法已经不准确了。我们实际上是“中国组装”,整产品少而又少。华为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就因为它不是整产品,很多技术要依靠进口。
记者:您刚刚说把产业链聚拢在中国国土上,也提到了华为。但任正非说过,他觉得这是一种逆流,我们还是要把产业链推向全球,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且不容易发生真正的冲突,您怎么看?这跟您的观点矛盾吗?
郑永年:我觉得是矛盾的。任总和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世界市场是存在的。实际上世界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国际舞台上所谓的劳动分工,是理想的,甚至是乌托邦的说法。
几十年了,美国制造业永远掌握着第一梯队,日本、欧洲是第二梯队,中国可能是第三、第四梯队。这种情况下,美国永远掌控着“大脑”,欧洲、日本可能是“心脏”,中国就是“手”。这就是所谓的世界体系,非常不公平。
只有把核心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国重器”——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不会被人家欺负。以汽车工业为例,一辆汽车98%是自己生产,人家控制关键的2%这样也不行。
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对任何国家都不会构成威胁,其它国家会给它提供不同的产品。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家经常把中国看成威胁。如果不能掌握自己的“大国重器”,永远受掣肘。8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
记者:在您看来,是历史的偶然。
郑永年:是运气,而不是常态。
记者:您说的开放,跟刚才说的全产业链留在中国矛盾吗?
郑永年:不矛盾。不是全产业链留在中国,而是中国要有完整的产业链。比如说大飞机,首先必须有这个技术,能完整地制造出来。至于是不是有些零件可以向人家采购,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时,我不反对中国的产业链走出去,也不反对其它国家的产业链到中国来。
记者:全产业链,要有。
郑永年:必须有。没有的话,我们的产业永远是跛脚的。
“外衣”
记者:北京时间5月18日,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全球抗疫应该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但病毒来源、独立调查、台湾等关键词反而成了焦点。《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的标题说,“世界卫生大会成为中美博弈的新战场”。您怎么看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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