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记者观察丨一座城市成为“人口赢家”的长久之道是什么？）
随着中国步入城镇化中后期，城市需要的不仅是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更需要人口红利的持续释放，实现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转变。
2016年，人口学者朱宇及其团队曾在《人口研究》上发表文章，探讨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文章指出，以就业为主导、流动历程较长的人口在城乡两栖间的循环流动仍将长期存在，其今后演变趋势取决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就业结构的转型，以及相关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和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政策）的改进。这将改变流动人口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行业高度集中的状况，并提高其在流入地城镇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事实上，当前许多城市就已经意识到，通过推进“零门槛”落户或行政区合并，虽然短期内可以提高管辖区内的户籍人口，却难以从根本上提高主城区城市规模和城市吸引力。从外引进的人口如果留不住，就难以转化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整体进入轻度老龄化，吸引和留住年轻人也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2020年，曾有机构就“什么样的城市能够留住年轻人”开展问卷调查，从4000张问卷反馈的重要度排序看，年轻人选择一个城市的前三大影响因素分别为：收入性价比（更高的收入和可承受的物价）、工作机会（广阔的发展平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机会）和居住便利度（公共交通、便利店和美食生鲜触手可及）。
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对年轻人口的吸引力，成为真正的“人口赢家”？归根结底，若想成为一座“能够让年轻人真正留下来的城市”，还需要从通过产业升级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增加公共服务以及降低生活成本等角度下真功夫。
实际上，就业结构转型、公共服务政策优化以及提升人居环境，已成为近年各大城市尤其是中西部新一线城市发力的重点。以长沙为例，2020年长沙正式晋级成为“千万人口俱乐部城市”。过去10年间，长沙以42.64%的常住人口增速，排名新一线城市第三位。这背后，与长沙近年装备制造、文化娱乐等产业迅猛发展有关，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
与此同时，房价“洼地”更让“新长沙人”实现了从流入到留住。如今，长沙已成为中国楼市调控的标杆城市，住建部曾向全国推介长沙房地产市场调控经验。根据易居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长沙的房价收入比仅为6.2，这在50个城市中居于最末位。并且，2020年长沙的房价收入比还比2019年降低了0.2。
这背后，反映出当地有效的房价调控和引人留人的诚意。长沙官方曾多次强调，要通过房价洼地，打造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坚决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走出一条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成都是当之无愧的另一个中西部地区“人口赢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达到2093.8万人。成都也成为继重庆(3205万)、上海(2487万)、北京(2189万)之后，我国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逻辑正加速从“产城人”向“人城产”转变，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成都亦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近年，成都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务质量和人居环境。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的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排名，在所监测的110个城市中，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得分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为成都、湖州、南京。
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和示范区，成都积极提升“宜居宜业”水平。其中，成都规划设计的天府绿道体系极具代表性，这条超长的城市慢行系统，将全城公园串联起来，营造休闲娱乐体育健身、城市夜游等场景，极大丰富了居民生活游憩体验。
最近，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外公示的《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草案》也引起各界关注。这份规划草案提出，成都将坚持以水定人，根据水资源约束，确定2035年成都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400万。考虑到人口流动性和人口发展的不确定性，成都将按照规划城市人口上浮20%配置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市政基础设施。较这一控制目标，未来一段时间内成都还有300多万的常住人口增长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是长沙还是成都，作为缩影，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跨区域间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差距在逐渐收窄的态势。经过数十年高速发展，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慢慢缩小，甚至诸多中西部城市开始展现出非同一般的独特魅力和人口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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