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文/傅莹
2020年2月，我和几位中国学者一道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这届会议报告的主题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看“西方”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这是一个有历史纵深的理论性问题，引发与会人士的热烈讨论，但仍免不了被中美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冲淡。
当时正值中国新冠疫情最困难之际，与会的美国政要们不仅对关于疫情的讨论或信息没有兴趣，而且抬高对中国批评的调门，纠缠华为5G、香港、新疆等问题，强势要求欧洲人站队，试图形成对中国战略竞争的西方统一立场。出席会议的美国人阵容强大，包括众议长佩洛西等二十多名参众议员，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前国务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库学者。他们显然是协调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致立场，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作为与会的主打话题，污蔑华为产品是“中国情报系统安置在西方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他们指责中国奉行“胁迫性的海洋政策”，运用军事和外交力量挑衅他国等等，同时宣称“西方没有没落”“西方价值观将战胜俄罗斯和中国对‘帝国’的渴望”，要求欧洲与美国共同应对“中共不断增强的进攻性”。
这些强硬表态呼应了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的调整，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者”。三年来，美方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政治上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美方的持续挑衅迫使中方做出反应和反制，中美关系出现快速下滑。
中国与美国“一进一退”
观察美国政策的改变，不能不看到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国家基本路线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
中国判断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坚持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起全球合作网络，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
而另一边，美国却沉醉于“历史的终结”和单极秩序，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其他国家，发动了多场战争，陷入霸权的自我消耗。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对资本的扩张缺乏有效管理，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同时，美国国内矛盾解决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阶层生活质量下降，身份认同的矛盾让社会分歧扩大，政治日益极化。近年美国社会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不少人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路线是不成功的。特朗普政府索性放弃自由主义国际政策，大搞保守主义和本国优先，美国的霸权呈现收缩的姿态，“灯塔效应”也变得黯淡。
中国与美国的“一进一退”，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美国一方面需要解决这些年内外政策失误累积起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警惕，并且试图打压。美国的政策和态度的转变给国际形势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美方担心中国与其争夺世界主导权，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美鹰派势力意图推动对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认为唯此方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这股力量的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美军方则以西太平洋、东印度洋为重心，升级军事部署、强化同盟网络、推进“印太战略”，利用南海、台湾等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制衡。
外界普遍担忧：中美是否会闭着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所谓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冲突？多边全球合作的架构是否会因此分裂甚至崩塌？
现在看来，2020年初发生在慕尼黑的一幕似乎预示了，中美关系将在这一年里加速滑落。
对华战略关键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慕安会结束后不久，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4月上旬，美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新“震中”。此番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后者，使美国陷入严重困难。当时世界各国鼎力支持，与美国一道共克时艰。然而这一次，美国在全球层面没有释放团结合作的信号，完全没有体现出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不仅不出面组织国际防疫，还试图阻碍合作、制造对抗，令世人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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