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实现共同富裕，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20年，我国率先从疫情冲击造成的全球经济下行中恢复，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如今，我们踏上了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面对这一目标，应该如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发力新的发展格局？广东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余淼杰进行了专访。
余淼杰。资料图片
中国脱贫取得巨大成就
《21世纪》：上世纪末中国实现总体小康后，从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您如何看待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余淼杰：在上世纪末中国实现总体小康后，到今天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的过程再一次体现出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能够实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每个政策能够有效地执行下去，横向到底，纵向到边，持久地把党中央的政策强有力地推行下去，实现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形式。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的脱贫路径是渐减的一条线。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困率在不断降低，而非像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贫困率就不再下降。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对脱贫的作用对象和贡献是不同的，但都呈现为正面的影响。1978年以前，我国的减贫成就主要体现为以教育、卫生和人均预期寿命改善为主要标志的非收入性贫困的极大缓解，1978年之前的减贫工作为后续大规模的收入性贫困减少奠定了基础。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家有能力进行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从而进一步推动脱贫事业的发展。
数据显示，1978年到2000年，我国的贫困率从97.5%下降到49.8%。2005年贫困率下降到30.2%，2010年贫困率下降到12.7%。2020年，更是实现了全面脱贫，脱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21世纪》：这背后的制度优势和经验启示有哪些？
余淼杰：我国的脱贫经验可以从四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5年，政策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驱动的减贫模式，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市场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脱贫，这一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从2.5亿降低到1.25亿。第二个阶段是从1986年到2000年，政策主要关注地区脱贫，通过农业的工业化以及城镇化来实现脱贫。第三个阶段是国家主导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脱贫模式。第四个阶段是2012年以来推广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具有以下5点重要特征：第一，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机制，从而能够克服条条块块的行政壁垒，保证政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同时通过整合政府资源，克服行政系统内部的摩擦，将资源迅速地转向最需要的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第二，建立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识别登记系统。各地因地制宜，制定了甄别贫困户的标准，确保能够覆盖到每一位贫困户。第三，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扶贫手段，以确保扶贫效果的精准施策，避免扶贫资源使用的偏离和错配。第四，创新扶贫方式。第五，对贫困退出引入了严格的第三方独立评估，监督保障脱贫攻坚战政策的有效性和顺利实施。
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做好二次分配
《21世纪》：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如何理解“实质性进展”这一要求？
余淼杰：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这个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里，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实现把经济蛋糕做大。目前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在一定的水平程度上实现了公平的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在逐步缩小，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这也就是我们工作发力的重点。
工作发力的重点体现在两个，一个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相对还是比较明显，城市的平均收入是乡镇的2.92倍，这些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脱贫攻坚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开始推行乡村振兴。那么如何进一步缩小城乡的差距呢？
第一，必须通过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来实现。即沿海省沿海城市的加工贸易，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加工贸易，要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内陆的省份去，也就是说，通过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在内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目标。
第二，要通过发展城市化的道路来实现。做好新型的城镇化、新型的工业化以及新型的信息化，还有农业的现代化，来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具体地说，要努力做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互搭配，齐头并进，因为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只有城镇化没有工业化的话，那么它会造成贫民聚集区的现象。但反过来讲，一个地区只有工业化，但是没有城市化的话，也可能走不远，因为工业化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因此对劳工的需求会比较高，但如果说没有城市化来加以匹配的话，意味着城里缺少工人，那么工资就会很快提升，企业就走不远。所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必须有机融合。如今新型的信息化主要是要给工业化进行赋能，使得工业化的发展更加迅速。
第三，在下一个地区发展中，要做好城市群的工作。现在要打造九大城市群，特别要做好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第一阶梯城市群工作。然后做好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以及福建海峡西岸城市群。当然，第二阶梯城市群的工作并不是说就不比第一阶梯的重要，这其实也是个齐头并进的过程，所以要通过发展城市群以及通过做好乡村振兴的工作，努力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一方面既要做大经济的蛋糕，同时也做好二次的分配工作，做到公平和效率齐头并进。
《21世纪》：浙江承担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计划到2025年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率先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请您谈谈浙江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路径和意义？
余淼杰：之所以选择浙江，是因为浙江的前期工作基础比较扎实，然后，高质量发展也相对比较迅速、比较充分，这主要是跟浙江的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相对平衡紧密相关。因此，浙江具备打造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条件。
从经济层面看，民营经济在浙江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民营经济现在已经是我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占了我国经济GDP的50%，税收的60%，创新的70%，就业的80%，企业收入的90%，充分说明了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促进的这个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民营经济在浙江的发展成效得以更加充分地彰显出来。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
《21世纪》：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诸多挑战，中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应该如何发力新的发展格局？
余淼杰：目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面临全球疫情挑战，但即便如此，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之所以说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跟层面上看，我们已经实现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出口质量的稳步升级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乃至到产业的集聚、全产业链的形成，还有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这六个方面都体现出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下一步如何更好地构建我们的新发展格局呢？关键是要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发展理念。
在创新方面的话，有狭义的创新和广义的创新。狭义的创新就是通过增加研发的投入，重视基础研究的工作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实现技术的创新和科技的进步。在广义的层面上来讲，就是要通过制度规则的创新，比如说自贸试验区的有益创新，自由贸易港的创新来在短期内实现早期收获，中长期内实现全面开放的格局；
再比如绿色就是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中国打造成为一个生态绿色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开放就是要以更深入地、更高端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来构建我国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具体来看，在“双循环”这个抓手中，国内经济大循环有四点重要内容：第一，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来构建，来实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第二，通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第三，以改善营商环境来推进投资的自由化；第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提升内需拉动消费。
国际循环方面，要深刻认识到，全球化依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主要方向，一些国家所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个别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只不过是具体的形式发生了一点变化。
我认为，我国的开放路径跟方向，第一步应该是先优先发展、构建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这一方面已经签署协定并开始推行了。第二步，中国跟欧盟应该持续深度合作，在彼此有竞争力的领域上相互开放，比如说我们应该争取欧盟的能源，可再生能源市场向中国企业开放。
第三步，就是推进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通过，融入到这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协议来实现我们全面的开放。
除此之外，还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做好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也正因为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作用就更加地彰显出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桥头堡，在推进开放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余淼杰：在我国的经济新发展阶段，必须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更多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更好地打造一个产业集群，增强我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更好地协调三大产业的匹配，来推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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