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闺蜜”已然成为一个复杂又矛盾的热词。大大小小的影视作品里，女性友谊总是被刻画成“职场宫心计”与“塑料姐妹情”，仿佛女性之间除了互撕与表面的和平，并不能建立真正的牢固友情。但在大多数女性的现实经验中，女性之间的友情往往要比任何关系都来得更为紧密。这既来自于同性群体内部的共情理解，也是因为同处于边缘弱势位置的守望相助。
女性友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关于女性友谊的书写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玛丽莲·亚隆与小说家多诺万·布朗最新出版的《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就记录了女性情谊“浮出历史地表”的这段漫长的历程。从大约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600年的两千多年里，女性之间的友谊在历史的书写中是彻底缺席的，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文献记录者或文学创作者们一直忽视、贬低或公开诋毁女性之间的友谊。在过去的四百年里，随着女性渐渐拥有读写能力、社会经济资源和公民权利，“闺蜜”情谊才开始变得越来越显性。
在两位作者看来，“闺蜜”这个简单的词汇不仅指向女性之间私人的亲密交往，它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思潮，它的概念内涵的变化，也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息息相关。“闺蜜”是互为革命“战友”的罗兰夫人与格朗尚，是在浪漫主义浸染中互诉衷肠的夏洛蒂·勃朗特与埃伦·纳西，也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兴起时携手争取权利的众多女性。曾经被忽视的女性情谊，正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玛丽莲·亚隆、特蕾莎·多诺万·布朗著，思想会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
在现代社会，随着婚姻日益具有不确定性，朋友关系开始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社会支持。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在闺蜜情所拥有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潜力之外，即使在私人交往领域，今天的女性也正在为21世纪的两性交往树立起友谊的典范。为女性情谊所强调的情感、自我表露与相互依赖也在无形之中帮助着男性确立属于自己的更为健康和积极的友谊。男性正在从女性情谊中习得共情和坦率，当男性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和执着于自己的“男性气概”，更多地关注内心最深切的需求，更真诚地分享自己真实而隐秘的情绪，他们会发现自己能够在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多的正反馈。
原作者 | 玛丽莲·亚隆、特蕾莎·多诺万·布朗
摘编｜刘亚光
1
罗曼蒂克与革命战友：
历史上的两种女性情谊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引人注目的爱国女性友谊发生在罗兰夫人和苏菲·格朗尚之间。罗兰夫人因杰出的回忆录而在法国大革命后一举成名，她的回忆录写于1793年，在被处决前她一直被监禁在牢里长达五个月。格朗尚是罗兰夫人生命最后两年里最亲密的女性朋友，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敏感的中产阶级女性，教授天文学、语法和文学。
在监狱里，罗兰夫人向她唯一的女性朋友倾诉心事。在她遇到格朗尚之前，她的朋友都是男性，都是在她丈夫任职期间结交的，在家里见过的共和党代表。在那个圈子里，她有点像蜂王，对其他女人毫不在意，认为她们智力低下。苏菲·格朗尚是个例外，在罗兰夫人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朋友。随着行刑时间的临近，罗兰夫人让格朗尚在她走向断头台的路上注视她:“你会减少这段可恶旅程所引发的恐惧。我至少可以肯定，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会在如此可怕的考验中抛弃我，一个配得上我的人会对我的坚定表示敬意。”苏菲听从了朋友的指示。她在罗兰夫人离开巴黎监狱的前一小时出了门，站在巴黎九桥桥头，穿着上次她们见面时穿的衣服。当她在把罗兰夫人送上断头台的马车里认出夫人的脸时，格朗尚就直直地盯着她看:“ 她精神饱满，镇定自若，面带微笑...走近桥头时，她的眼睛在寻找我。我读出了她在最后一次难忘的会面时看到我时的满足感。”面对即将到来的悲剧，这份友谊为罗兰夫人的传奇增添了色彩——她是一位无愧于共和党原则的烈士。她在革命广场的自由女神像前说的那句感人的话，得到了其他自者的证实:“哦，自由，多少罪恶假借你的名义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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